文人从政

文人从政的事情，大概在民国就已然作古。季羡林说，中国知识分子与其他国家知识分子的最大不同，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心中时刻装着国家大事。我向前揣测了一步，也许可以说，传统的中国文人，除了做学问外，还要做政治。

科举时代就不提，只说民国。我以为，民国乃是中华五千年以来，最为激荡，最为民主的时代。亡国的危机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，将视野投向西方，不断学习、引进西方的思想，引发了从戊戌变法开始，到五四运动结束的几次大的思潮。一战前后，西方各强国的民主思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，各种学说、理论都已成体系，各国的政治、教育、科学、工业等文明，也已发展到相当的高度。此时大批的中国文人从英、法、德、美、日等国带回了大量新的观念和思想，并用自己的个人魅力和能力，用报刊、讲学等方式散播这些新思想。

民国的文人从政，或许并非要封官拜爵。不少人单单出报印刊，或者四处讲学，就能影响政治局势，比如梁启超。梁启超从政任职最高的，大概是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，而其影响，又岂是区区一个短命内阁财政总长所能比肩的。袁世凯称帝后，从云南开始旋即席卷全国的护国运动，就是梁启超密召其弟子蔡锷赴津商讨出来的。梁启超一生既立挺保守改良，又对共和赞赏有加，可从其“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”，“不惜以今日之我，难昔日之我”等语中体会出来。梁公对时势政局之影响，不可谓不大也。

另外一人，并不以做高官而出名。蔡元培看起来似乎跟政治关系不是很大，其一生之功绩，表面上看，放佛只在教育上。蔡元培从大清朝的翰林做到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，自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蔡元培在短短的十几年内，将国之太学改造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具备现代意义的大学，其胸襟、见识、能力，是应该让现如今的各位科学院工程院出产的院士校长汗颜的。蔡元培学贯中西，博古通今，堪称是中国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最后一代极为杰出的人才。接前述数语，其对于中国之未来的影响，在于提供了培育新思潮所必备的条件。蔡元培苦苦将陈独秀请到北大，并非独独请陈独秀一人而已，还请去了《新青年》，将最贴近西方的上海新风，吹进了北京，让中西、新旧文化在古老的京城内激荡碰撞，不几年，果然撞出了五四青年运动。

被蔡元培请到北大的陈独秀，是民国时期文人从政最杰出的代表。陈独秀一面是共产党的创办人，一方面又与国民党交情极好。不论其在京在沪，势力影响都不可谓不大。直至所谓因故被开除出共产党，陈独秀仍然极其强悍，出狱后既不愿意依靠共产党，也不愿意依靠国民党，却希望藉一己之力，创办介于国共二党之外的第三方势力，虽败，然其举何其壮也。陈独秀其人，自是一枝独秀，在此不便多说。

观我the 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，文人最厉害大概只能做个作协主席。余秋雨的散文写得再多，怕是也撼不动我校校友周济先生，当不上那教育部长。中国的政局积弊之深，从医疗、住房、教育可窥豹一斑。偏激一点的讲，所谓经济改革，改的是富人的脸面，革的是穷人的命而已。全球独具特色的户籍制度，除了方便管理之外，恐怕居心最恶毒的莫过于防止农民翻身，让山区、农村继续为城市输出大量廉价劳动力罢了。河北河南连年为京津地区低价甚至无偿的提供蔬菜、大米、肉类、水、电等必须的资源，结果末了还要处理京津排泄出来的垃圾和废弃物。

中国文人何时才能苏醒。只可惜一句新闻是党的喉舌，让我虚叹了二十年。